1992年寒冬，武汉刑场上跪着一个颤抖的身影。曾经万众瞩目的"刘三姐"程春莲，此刻面如死灰，双手被紧紧捆绑。行刑的枪口抵住她的后心，她突然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："我是为国家做贡献，应该得到奖励！"
1992年深冬，武汉刑场。一个身影跪在冻硬的土地上，绳索勒进手腕，她剧烈发抖。枪口抵住后心的一刹那，她突然嘶喊出一句话：“我给国家做了贡献，应该奖励我！”枪响了，37岁的程春莲倒在血泊中。这一年，距离她光着脚在山歌里跳舞的日子，过去了十九年。
1973年的黄石歌舞团，排演的剧目不多，《刘三姐》是压箱底的看家戏。团里原本定好的女主角突然嗓子出了毛病，连续几天发不出声，导演急得嘴角起泡。
正发愁时，有人提到合唱队里一个姓程的姑娘，平时不怎么吭声，可练功比谁都勤，嗓子亮得像水洗过。导演把她从人堆里喊出来，让她试一段。一段唱完，排练场安静了几秒。这姑娘眼睛里有光，那光不是演出来的，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灵透。
程春莲只用了三个月，就从替补成了正选。首演那晚，幕布拉开，她一开口，底下静得能听见针响。等她唱到“山歌好比春江水”那一段，掌声像涨潮一样压过来。
谢幕时候，层层叠叠的观众往台口挤，有人把围巾解下来往台上扔，有人把刚买的花生糖往她手里塞。她才十八岁，就被这些照亮得晕头转向。
到70年代末，程春莲已经是黄石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每月工资杂七杂八加起来有五百来块，在那个粮油靠票的年月，算得上十分宽裕。旁人都觉得这日子顶好，她偏偏开始烦躁。
怎么烦躁？后台化妆镜前，她看见自己妆花了又补、补了又花，再看街上那些最早下水倒腾买卖的人，一个个腰里别着BP机，手腕上戴着双狮表，抽烟都叼着三个五。她心里那股子不平衡开始生根发芽。舞台再大，也装不下她新长出来的欲望了。
80年代初期，城乡之间物资流动开始松绑，一批胆大的人在计划体制和市场缝隙里倒腾钢材、化肥、化纤布料，闷声发了财。程春莲有几次演出完，被生意场上的“朋友”请去吃饭，一看饭桌上摆的是茅台，一人面前一只烧乳鸽。她回到宿舍，对着自己那只搪瓷缸子，水都咽不下去。
1985年，她做了决定。辞职报告写得干脆，没有商量余地。身边人劝她三思，团里甚至愿意给她提干，她都摇头。她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：这世道在变，我得赶上。
到深圳后，她先在电子市场外围倒计算器、电子表，赚了一点辛苦钱。后来接触的人层次高了，开始帮人拉关系、跑批文。真正让她嗅到大钱味道的，是石油。
80年代中后期，中国石油流通实行价格“双轨制”，计划内调拨价和市场价之间价差惊人，一吨油就能差出几百块，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谁有本事把计划内的油指标弄出来，转一道手，就等于抱住了金山。
程春莲在这条路上走得又稳又狠。她通过关系搭上了石油系统的人，从1987年开始，用行贿手段拿到低价的汽柴油指标，再以市场价转卖给江浙一带急需油料的工厂和运输公司。她不碰油，不建库，不运一滴，只倒提货单。
一单下来，几万、几十万就进了口袋。为了保护这条线，她把赚来的钱又不断变成金条、名表、进口电器往上送。链条越绞越紧，她的胃口也越来越大。有一笔单子，她一次性倒卖了上千吨汽油，净赚七十多万。那一年，七十多万能在深圳买多少套房子？她数钱已经数到手麻木。
1988年下半年，全国范围整治“官倒”的风声急转直下。她这条线上的几个关键人物先后被谈话。程春莲听到了动静，把一部分钱悄悄转移，藏匿到不同城市。但这些动作没能瞒过专案组的眼睛。
1989年春，一封举报信递到黄石检察院。检察官顺着她的银行流水一路追下去，涉案金额逐渐浮出水面：累计倒卖石油上万吨，非法获利数百万元，行贿数额特别巨大。这个数字，让办案多年的老检察官也沉默了好久。
法庭上，程春莲一度情绪激动，辩称自己的行为是“搞活商品流通”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地方“油荒”。她反复强调，自己并非在简单敛财，而是充当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“桥梁”。
但她的逻辑在收受巨额贿赂、大肆侵吞国家资源的铁证面前，脆弱得像纸糊的窗户。1992年，法院终审宣判：以受贿罪、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行刑前，她的直系亲属没能见到最后一面。远在黄石的老母亲，几天后才知道女儿已经没了，哭倒在灶台边，手里还攥着女儿几年前寄回来的一件呢子大衣。
邻居们议论纷纷，有人想起了当年舞台上的“刘三姐”，想起她赤脚站在漓江山水的布景里，唱“多谢了，多谢四方众乡亲”。那年月，乡亲们真的谢过她，可她后来走的路，越走越窄，窄到容不下一句真心的多谢。
刑场上那最后一声嘶喊，被寒风吞掉了大半。没人能回答她，她自认为的“贡献”为何换不来宽恕。或许时代给过她无数次转身的机会，但在巨大的财富幻象面前，她选择了一条看似最快、实则最险的路。那条路的尽头，没有山歌，只有一声枪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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