物业服务信息不透明、业主与物业纠纷频发，如何破解社区治理中的这一老难题？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代表委员关于物业纠纷的建言频上热搜。
针对这一问题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万立提出，应建立物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，并推行“红黑名单”制度，对严重失信企业实施市场禁入，通过强化信用约束倒逼物业服务质量提升。
此外，围绕民生关切，万立还就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、网络传播虐待动物信息治理等议题提出多项建议。近日，南都记者就这些话题对他进行了采访。
谈物业纠纷治理
建立物业“红黑名单”制度，倒逼服务提升
随着城市住宅小区数量不断增加，物业服务已成为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之一。但在实践中，物业费收取、服务质量以及公共收益管理等问题，往往成为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矛盾的集中点。
万立认为，许多纠纷的根源并不在于业主不愿意缴费，而在于物业服务缺乏透明度，业主难以了解费用去向，也难以判断服务质量是否达标。
为此，他建议从三个方面提升物业服务的透明度和规范化水平。首先是完善服务标准体系，尽快建立健全国家、省级层面的物业服务标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，推行标准化的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，让业主清楚物业服务内容与质量要求，也为物业企业划定明确的服务边界。
其次，要让信息公开成为硬约束。建立物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，公开收费标准、服务内容、公共收益收支以及投诉处理情况，并推行“红黑名单”制度，对严重失信企业实施市场禁入，倒逼企业提升服务质量。
此外，他还提出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。由于许多业主委员会缺乏专业能力，对物业服务质量难以进行客观评估，建议培育一批具备公信力的专业评估机构，由业主大会委托其对物业服务质量进行年度评估，评估结果直接与物业费调整、物业企业续聘解聘挂钩。
除了物业企业治理外，业主委员会在社区自治中的作用同样关键。万立在调研中发现，许多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困难，程序复杂、周期较长，导致不少社区长期缺乏有效的自治组织。为此，他提出在简化成立程序的同时加强监督机制。
一方面，对于暂不具备成立业主大会和业委会条件的小区，可以先行设立物业管理委员会，由业主代表、社区干部以及法律顾问共同参与，承担部分业委会职能，避免社区治理出现空白。另一方面，应加强业委会委员的能力建设，通过开展法律、财务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培训，提升其履职能力，使其能够有效监督物业服务和公共收益管理。
同时，万立强调应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督机制。通过建立业委会履职评价制度，对不作为或违规行为及时启动换届程序，并在业主大会内部设立监事会或监督小组，加强对业委会日常工作的监督。同时，搭建便捷的维权与议事平台，推行物业服务纠纷人民调解制度。
谈生育友好体系
设立“生育支持专项基金”，对多孩家庭应政策倾斜
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、健全人口服务体系。
万立在调研中发现，当前各地在育儿补贴、托育服务、女性就业保障等方面确实存在差异，有的地方力度大、覆盖广，有的地方还在探索起步阶段，这种“碎片化”的局面，容易造成政策落地的不均衡，也让很多家庭在生育决策时感到困惑和不安。
基于此，他在今年建议中特别强调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一个更加系统、统一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。
在具体制度设计上，可以设立国家层面的“生育支持专项基金”，实施递进式育儿补贴，减轻家庭直接经济负担。同时，推动制定《生育保险条例》，实现生育保险全覆盖，并将辅助生殖、产后康复等服务逐步纳入支付范围，让健康保障贯穿生育全过程。此外，还要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，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。
考虑到多孩家庭面临的生活成本压力，万立还提出应在住房和教育领域给予差异化政策支持。在住房方面，对多孩家庭申请公租房、保障性住房时给予优先权，在购买首套房或改善性住房时提供更高的公积金贷款额度、更低的利率优惠。在教育方面，建议提高子女教育费用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，同时扩大普惠托育供给，推广高质量的课后延时服务和寒暑假托管。
“归根结底，差异化支持不是搞特殊化，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多孩家庭获得一份托底的保障，让他们感受到，生育多孩不是一个家庭的负重前行，而是全社会的共同托举。”
值得注意的是，万立长期关注女性在职场中的平等就业问题。此前，他曾提交关于健全反就业性别歧视机制、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利的相关建议。
在多年的调研中，他反复听到不少职业女性表达对生育的现实顾虑：她们担心休产假会影响岗位稳定，担忧职业晋升机会因此受限。“这种隐性的就业歧视，实际上是把生育的成本转嫁给了女性个人和家庭，长此以往，不仅伤害女性权益，也会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。”
法律保障层面，他建议在劳动法中明确设立父母共享育儿假，休假期间的薪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，既保障员工收入，也减轻企业直接负担。经济激励方面，对于认真落实育儿假、提供托育服务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、社保补贴，甚至在政府采购、评优评先中予以倾斜。此外，出台反就业性别歧视的实施细则，探索建立公益诉讼机制，让隐性的歧视无处遁形。
在制度建设之外，他还呼吁在全社会倡导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的新风尚，改变育儿是女性个人事务的传统观念，真正让生育成为一种被尊重、被支持的选择。
谈网络生态治理
建议明确法律适用，拦截网络传播虐待动物视频
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，一些虐待动物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,甚至被用于牟利，相关内容在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上反复出现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
万立指出，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反虐待动物法律，相关行为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一定模糊地带，执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往往面临“定性难、依据不足”的问题。为此他在今年的建议中提出，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和执法指引，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网络传播虐待动物信息行为进行规制。
具体而言，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，将利用网络发布和传播极端残忍虐待动物信息、引发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，认定为《刑法》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“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”，情节严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。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，则可以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三十条予以行政处罚，对向未成年人专门传播或诱导未成年人参与的，应当作为从重处罚情节。
不仅如此，他还建议公安部发布执法指引，将此类行为明确界定为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中的寻衅滋事行为，确立行政拘留为常态化打击手段。同时明确虐待动物信息属于《网络安全法》所禁止传播的“暴力信息”范畴，规定公安机关在发现或接到举报后，应立即启动与网信部门的联动执法机制，责令平台停止传输、消除信息，对拒不改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平台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在网络平台上偶尔会刷到虐猫、虐狗等极端暴力视频，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。
万立指出，未成年人长期接触极端暴力内容，极易导致同情心丧失、暴力阈值降低。此外，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未成年人保护公开课上，已经将虐待动物等极端内容列为“红色预警”暴力血腥信息。
因此，他建议强化平台前置审核责任，由网信部门发布平台治理指引，要求平台建立预警识别模型，通过技术手段拦截极端内容。同时要求平台制定电子证据固定规范与IP溯源细则，确保快速锁定发布源头。对重复、恶意上传者，平台应重点审查并移送执法部门，形成技术拦截与责任追究的闭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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